王德禄:所谓“科技脱钩”是很傻的行为

2019-06-23 07:23栏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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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元首于6月18日通线会晤,将就两国经贸合作中问题进行协商,这无疑是近来中美关系可能出现转折的最大看点。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问题自2018年起就波折不断,和经贸摩擦相伴随的,是美国一些右翼人士试图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甚至意图使中美“科技脱钩”,而事实上,人员互动也出现一定受阻情况,给中国高科技创业企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中国,中关村是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集聚地,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关村就与美国硅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从两大高科技创新区的角度观察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或许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可能的“脱钩”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就上述问题,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了对中关村与硅谷有长期观察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

  经济观察报:中关村在90年代发展初期,大批在美留学生回国通过“复制”硅谷模式成功创业,您怎样看待这段时期中关村与硅谷两大高新区的互动与联系?

  王德禄:目前,硅谷和中关村是全球科技创新创业的两大高地。中关村依赖硅谷而发展,硅谷也依赖中关村而强大。

  中关村发展初期,确实存在许多“复制”硅谷模式的成功创业案例。百度李彦宏的成功创业也印证了这一点,百度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搜索引擎技术”;另一方面,百度也确实艰难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商业模式。

  客观来说,美国硅谷的确为中关村带来了第一缕创业春风,那里的前沿思想、风险投资、创业模式和先进技术等诸多资源,都曾帮助过在中关村的中国创业者。但从近年来的独角兽数量分布情况来看,中关村独角兽的数量在不断追赶硅谷,两地的独角兽孵化能力越来越接近。

  这意味着,中国的内生创业能力在不断增强,这些未来的独角兽们,也极大地吸引着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和大企业的目光。

  经济观察报:风险投资在高技术企业聚集的中关村,曾经有过一轮热潮。从硅谷进入中关村的风险投资,对中国的创业环境有什么影响?

  王德禄:硅谷地区集聚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是美国重要的资本集聚地,支撑了美国的创业热潮。旧金山湾区吸引了全美半数以上的风险投资,也是全球天使投资最集中的地区。

  硅谷天使投资人不仅对创业者提供资金,还提供各方面的辅助服务,甚至出现了一批超级天使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一般具有强大的投资实力、人脉网络和市场影响力。除了投资,超级天使人还会利用个人资源积极帮助创业者,为其带来丰富的行业经验、成熟的商业化理念和运营经验、大量跟风投资。

  对中国风投行业而言,我认为硅谷最重要的影响有两点:“天使投资理念”和“科技+资本”风投模式。前者极大地活跃了中国的创新创业氛围,而后者则刺激出一大批“硬科技企业”。这些硬科技企业,往往有非常扎实的技术背景,甚至是科学家联合创业,他们的产品能力与生存能力都高于其他企业,是真正属于未来的企业。而针对硬科技的风险投资,在回报率和独角兽投出率上,也是非常高的。

  经济观察报:从上述来看,中关村与硅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科技脱钩”会对中关村与硅谷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德禄:首先,我不认为科技脱钩已经成为事实,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企图。中关村和硅谷两者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大可能切割开。

  现在中关村和硅谷一样,在科技和人才方面对全球的区域辐射力在同一个水平线,也是世界级园区。

  虽然中关村在发展初期确实存在商业模式的“复制”,但百度后来的发展并不逊于谷歌。中关村出现了很多称之为“创业式创新”的企业,即“创业带动创新,以商业驱动科技,以模式创新驾驭技术创新”。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土壤上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也获得了成功,这也是诸如百度、阿里、滴滴等一系列大企业、独角兽们的成功经验所在。

  即使“脱钩”发生,我认为它虽然对中关村有影响,但对硅谷影响更大。硅谷和中关村成功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它们的高端链接和对外辐射。硅谷之所以是硅谷,就在于它对全球的辐射力,“脱钩”就意味着大量减少硅谷对中关村的辐射,这会导致他们失去很多链接,并失去巨大的中国市场。

  经济观察报:诚如您所说的,如果“技术脱钩”是“伤人八百,自损一千”的行为,那么对于中美两国的高技术企业来说,有可能完全“脱钩”吗?

  王德禄:我认为很难完全脱钩,中关村和硅谷存在千丝万缕联系。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生动的现象:在旧金山的航班,有很多人是往返与硅谷与中关村之间,这就是双方人脉的连接。除此之外,还有资本的互相渗透,比如新浪的投资人有不少在硅谷。所以所谓“科技脱钩”,是很傻的行为。

  经济观察报:如果“科技脱钩”成为现实,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应该怎样度过这段时期?

  我始终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中美人才和科技交流合作的断档,只是暂时现象,这种“动荡”时期会持续一二年。从大趋势上来看,我并不悲观:创业者们对改变世界的愿望,风险投资对优质项目的敏锐,人才对知识创造和科技发明的渴望,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这些经济社会的自动协调机制,并不会因为政治而失灵,还会发生作用,保持着中美多方面互动和联系。

  短期来看,这段时期正是我们反思中国内生发展动力,反思自主创新实力,反思自身制度约束的一个“调整期”。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思考大势、提升认知、转变理念,转向走新经济发展之路,尽快找到企业未来的爆发式增长点;第二个重点是跨界融合、提升能级,关注商业与公益的融合,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这里蕴含着企业的本质价值;第三个重点是做好政府关系管理,用好政府力量,尤其要关注国家高新区等创新创业高地的发展动态,及时借力高新区的力量度过难关,壮大自身。

  经济观察报:应对可能的“科技脱钩”,您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经济的层面应该有哪些作为呢?

  王德禄:中关村的发展不仅有资本力量,还有政府作用,这是硅谷不具备的。即使“科技脱钩”使中关村在硅谷的项目中断,中关村也可以跟别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好的联系。比如以色列、日本、英国等,只要是高技术高新区,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看中国政府也一直秉持开放的人才政策,鼓励国际化,在高新区层面来说,鼓励人才和技术国际化的流动性。

  如果美国继续推动与中国科技发展脱钩,中关村则应该更加国际化,加强跟欧洲、日本的联系。同时政府也要谨慎,可以“靠后站一站”,不急于表态。

  对于中美关系出现的波折,一种说法是持久战,也有价值冲突的论调,我认为这是两国在发展新经济过程中,发展模式的方向上产生的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和新经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他对硅谷的情况可能并不太了解,美国那些高技术产业并不想与中国“脱钩”。

  另一方面,中国要有自信,而不是施力于“你捣我一下,我就要还你一脚”。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遇到这种矛盾,应该有更多的智慧。保持着人类要进步与和平的大方向,就不会错。

  除此之外,全球化的脚步在加快,中国是不是开放,能不能融入到全球的创新体系之中,这对中国也是个很大的考验。只有融入全球的创新体系之中,我们才能会有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去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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